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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无期。”

    “无期的意思就是你的一辈子？”

    “为了我孩子，我死我也值。”

    小豆的女儿今年十三岁，从她和母亲在法院门口分离之后，母女俩再也没见过。她连去一趟监狱的钱都没有。除了逮捕证上，她妈妈也没有照片，她说想不起来她妈什么样子。

    我蹲在她面前说：“我见过你妈妈，你长得跟她很像。”

    她尖细的小脸微微笑，眼睛略有一点斜，有点害羞又高兴。

    外婆拉住孩子的手递给我：“是啊，跟她一模一样。俺这孩子冤啊。手裂得，你看手冻得，这个手冻得都流血。我啥也不要求，我就要求她早点回来，管她孩子，到我死的时候能给我跟前送个灵就行了。中不？我啥也不要求。”

   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    “中不？”她们一老一小两只手都放在我手里，摇着。

    我蹲在那儿，无法作答。

    她的声音越来越颤抖。我突然有点害怕：“您别激动。”

    语音未落，就看见她从小板凳上向后一仰。

    众人乱作一团，我下意识拦住想抬她的人，在她的外衣内兜里乱翻，摸出一个小瓶，是速效救心丸，塞了五粒在她嘴里。可是她已经完全无法吞咽了，最可怕的是她的眼睛，已经一点生命气息都没有了。

    那一刻我跪在冰冷的地上，扶着她僵直的身体，心想她已经死了。

    天啊。

    五分钟之后，她缓过来，被扶进了屋里。

    她的孙女很冷静：“我姥姥经常这样的。”

    “发作的时候你怎么办？”

    “去找邻居。”十三岁的小女孩说。

    死去的男人，失去自由的女人，留下的就是这样的老老少少。寒冬腊月，连一块烧的煤都没有，没有钱买。老人病了就躺在床上熬着，孩子们连院门都不出，不愿意见人。我们能做的，只是去监狱拍摄时，让孩子去见妈妈一面。

    找了很久才找到安华的儿子。他十九岁，终日不回家，也不说自己吃睡在什么地方，零下二十多度，没有外套，穿一个袖口脱线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毛衣，坐在台阶上，头发蓬乱，恍恍惚惚。

    “你为什么不回家？”我问。

    “回家想俺妈，你让俺妈回来吧。”

    又是这句话。

    我带他们去了探视室。两个孩子看见穿着囚服的妈，老远就哭了，一边走一边像娃娃一样仰着脸喊“妈，妈”。

    女警过来敲一敲玻璃：“坐下，拿起电话说。”

    女儿说：“妈，妈，我们听你话，你早点回来啊。”

    “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哥哥挺内向，什么事也不敢说，不敢做的。”

    儿子把头扎在胳膊里，哭得抬不起头，女儿对着电话喊：“妈，他说天天想你，他整夜睡不着觉，他说俺出去找你去，他说去找你，他说他想你。”

    妈妈把手往玻璃上拍：“傻孩子啊，你上哪儿找妈妈啊？我知道妈妈需要你，你也需要妈妈。”

    儿子把头磕在玻璃上：“妈，你不要哭了。”

    妈说：“不管咱再苦再难，咱要坚持下去，熬下去，听见了没？”

    儿子说：“听见了。”

    旁边的女警背过身，用警服的袖子擦了下眼。

    每年的三八妇女节，这些女犯中或许有人可以因为平时表现良好而得到减刑，那样有生之年也许能够看着孩子长大，小豆对我说，她热爱这个节日，“但是，一年，为什么只有一个三八节呢？”

    我想了解这些死去的男人，但是每家的老人都烧毁了跟死者有关的照片。从没人跟孩子们谈起父亲，被母亲杀死的父亲。

    我问孩子：“有想过他吗？”

    “有。”

    “想念什么呢？”

    “他笑的时候……他给你一个微笑的时候，简直就像把世界都给了你的那种感觉。”

    她脸上的伤痕，是父亲用三角铁砸的，就在鼻梁和眼睛之间。

    我找到了小豆丈夫的哥哥，问他有没有弟弟的照片。这个男人叹口气，从门后边拽出一把笤帚，举起来，往中间那根粗房梁上一扫。飘下一张身份证，他拿抹布擦一下递给我，眼睛一湿：“看吧，八年啦，没舍得扔，也不想看。”

    我很意外，这不是张凶恶的脸，这是一个看着甚至有点英俊的男人，笑容可掬。

    我问安华的孩子：“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会这样总是喝酒，总是打人吗？”

    “不知道。”

    “这个世界上有人了解他吗？”

    “唉，不知道他。”

    “你觉得他除了暴力之外，有没有其他能跟别人交流的方式？”

    “喝酒。”

    他们几乎都是村子里最贫穷的人，几乎都酗酒，喝的时候咒骂赚了钱的人，回家打老婆孩子。有人说：“这些人，只是农村的失败者，城市里没有。”

    二〇〇〇年我在湖南卫视时，主持过一个“年度新锐人物”的评选，“疯狂英语”的创始人李阳当选，节目散后，他在大巴车给满车人讲笑话，内容不记得了，但车内大笑的活力和气氛还记得。十一年后，他的美籍妻子kim在网上公开遭受家庭暴力的照片：体重九十公斤的李阳骑坐在妻子背上，揪着她的头发，在地上连续撞了十几下，头部、膝部、耳朵多处挫伤。

    当天他们争吵很久，kim是美国人，原来是“疯狂英语”的美方总编辑，结婚后在北京带着三个女儿，两年来她的驾驶执照过期，教师执照作废，母亲在美国病了，要带孩子回去探望，但李阳全国各地演讲，说他没时间陪着她办手续：“我一个月只回来一两天，不可能办好这些事情。她觉得我不能感受她的感受，我在外面这么跑，冒生命危险，女人应该隐忍一点。”

    “这个说法是不是太大男子主义了？”

    他打断我：“大男子主义也是这个文化给我的，不是我自己要大男子主义。”

    吵了数小时后，他大喊“闭嘴”。kim说：“我生活中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控制，你不能让我闭嘴。”李阳说：“我当时想我就不能让她有反抗，我要一次性把她制服。”他抓住她头发摁在地上时，喊的是“我要把一切都了结了”，说如果再严重一点，“我可能会杀了她”。

    “坦白地说，那一瞬间是人性的恶？”我对李阳说。

    “是，人性的魔鬼,”他眼睛避开了，眯起来看向旁边，又瞥向下方,“魔鬼完全打开了。”

    kim之前一直不接受媒体访问，老范把女子监狱调查的节目视频发给她，她看完同意了。“我不知道在中国有那么多的女人这样活着，如果我沉默，将来也无法保护我女儿。”

    片子里我问过这些女犯：“你们在法庭陈述的时候，有没有谈到你们承受的家庭暴力？”

    每个人都说：“没有。”

    没有人问她们。

    有女犯接受检察官讯问的时候，想要说说“这十几年是咋过的”,检察官打断她：“听你拉家常呢？就说你杀人这一段！”

    kim被打后曾去报警，有位男性以劝慰的口气说：“你知道，这儿不是美国。”她说：“我当然知道，但肯定在中国有法律，男人不能打女人。”他说：“是啊，你说得对，男人不能打女人，但老公可以打老婆。”

    李阳曾经在一个电视综艺节目上说过二女儿脾气不好，因为“可能她妈妈怀孕的时候我打过她”，他做了一个抽耳光的动作，在场几位嘉宾呵呵一笑过去了，镜头前一个女学生对他说：“你能影响这么多人，在家庭里犯这么一点点错，kim老师也会原谅你。”

    三十年前，“受虐妇女综合征”在北美已经从社会心理学名词成为一个法律概念，只要获得专家鉴定就可以获得轻判甚至无罪释放，但这在中国还不被认同。在女监片子的开头和结尾，老范用了同一组镜头，镜头摇过每个女犯，她们说自己的刑期：“无期，死缓，十五年，十五年，十五年……”

    有人已经被执行了死刑。

    kim说：“我有钱，我可以回美国，这些女人呢？她们没有路了。”

    李阳说他对家庭的理解是“成功，一定是唯一的标准”。

    “不是爱吗？”我问。

    “真正的爱是带来巨大的成功。”他公开在媒体上说不爱妻子，结婚是为了“中美教育的比较”，想把孩子作为英语“疯狂宝宝”的标签，是教育的实验品，他说：“那才是普度众生，一个小家庭能跟这个比么？”

    我问他：“你跟你父母之间有过亲密的感觉吗？”

    “没有，从来没有，我还记得在西安工作的时候我爸爸说，今天晚上就跟我睡一起吧。吓死我了，跟他睡一个床上，我宁可去死。断了，中间断掉了。”

    李阳四岁才从外婆身边返回与父母生活，一直到成年，都无法喊出“爸”、“妈”。传统家庭中的父母工作忙，对孩子严厉，他说小时候听得最多的词是“笨蛋”“猪”。他童年口吃，懦弱到连电话响都不敢接，少年时期在医院接受治疗时，仪器出了故障烫伤皮肤，他忍着痛不敢叫出声来，一直到被人发现，脸上存疤至今，说：“自卑的一个极端就是自负，对吧？中国也是这样，中国是一个自卑情结很重的国家。所以自卑的极端是自负。”

    长大成人时他想强制性地解除这个自卑，以“疯狂英语”的方式勒令自己当众放声朗诵，在后期，发展到让学生向老师下跪，鼓动女生剃发明志，率领数万名学生高喊“学好英语，占领世界”、“学好英语，打倒美帝国主义”。

    我说这已经不只是学习方法，“你提供的是很强硬的价值观。”

    他说：“强硬是我以前最痛恨的，所以才会往强硬方面走。因为我受够了懦弱。”kim说，在每次机场登机的时候，李阳一定要等到机场广播叫他名字，直到最后一遍才登机，这样“飞机上的人会知道他的存在”。

    我问过安华：“你丈夫自己是施暴者的时候，你觉得他是什么感觉？”以为她会说，是宣泄的满足。

    结果她说：“他总是有点绝望的感觉。”

    小豆说：“有一次看电视突然就问，你爱我吗？我说什么叫爱啊？我不懂，我不知道。他就对你‘啪’一巴掌，你说，爱我不爱？我不知道什么叫爱。”

    有时候，打完之后，他们也会摸摸这儿，看看那儿，问“疼吗”，就是这一点后悔之色，让女人能够几十年吮吸着一点期望活下来。但是下一次更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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